“合·而不同——中国古代开合的艺术‘盒子’展”目前正在深圳望野博物馆展出。此次展览展出的115件唐宋金元时期的盒子，有金、银、铜、石、漆、瓷等各种材质，不等大小，工艺万千变化。展览将持续到3月结束。
展览多有稀奇珍罕之物
记者了解到，此展中多有稀奇珍罕之物。尤其特殊者，有唐代金盒，内墨书“尚药局”，同时原存丹丸仍在其中，唐人服丹之好赫然在目。再如唐代青铜盒，1300年前的白色香粉完好保存其内，虽然香味早因岁月流逝已然消散。另有青釉瓷碾盒，盒内底处理碾板块，稀奇的造型，特殊的用途，宋人吃茶碾粉的工艺，完整地展现。据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介绍，当年茶团饼也曾存放瓷盒之中，“加盖既保持了茶饼存放的卫生和方便，盒内底碾板又增加了实际使用功能，一物多用，古人之智慧可见一斑。1969年河北省定州市贡院内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白釉龟，就是典型的‘茶龟碾’，数十年未被人识。”阎焰说。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金银器冠绝一时，此次展览中多有唐代錾刻银盒。珍珠地花鸟纹圆盒、珍珠地花鸟纹蚌形盒，银材细纯，錾刻工艺精湛，造型俊挺，构思巧妙，坯体厚重，是典型的盛唐内廷“文思院”制器风格，堪比西安何家村、法门寺遗宝，难得一见。
唐宋时期的石材制盒
阎焰告诉记者，金属之材制作盒器，唐及其以降甚为流行。除金属之外，唐宋两代亦大量使用石材制盒。现就考古和传世遗留海内外之唐宋盒器，多见有用白滑石、黑滑石、曜石、白石、孔雀石、端石、歙石等等。“其中唐时孔雀石及白滑石用量为多，宋代则石材繁杂，尤其奇特者是以端歙制砚之石做盒，可见文人嗜好之开阔。”
他向记者介绍，本次展览中有宋代黑石刻双凤纹盒，于金银器、瓷制、丝织之纹样异曲同工，工艺细腻，纹饰流畅，图案精美，堪称一时上选。另有歙石三层方套盒，线条挺拔，角转俊利，完全是宋制歙砚风范，尤为奇者内装完整9枚印章，分别铁线刻“顿首”、“再拜”、“谨封”、“家书平安”等，可以确认为目前仅见完整套装的南宋常用书札套印。“同文印鉴，铜制、石刻，湖田窑瓷烧都有相类之散存，可推定有可能也是套印组配之物。”阎焰说。
陶瓷盒子数量最多
最有意思的是，陶瓷在唐宋之时成为国人器用的主流。而此展中陶瓷质地的盒子数量最多，且窑场广泛：有巩县窑、芝田窑、相州窑、当阳峪窑、邢窑、定窑、磁州窑、介休窑、耀州窑、醴泉坊窑、越窑、湖田窑、吉州窑等;釉彩色泽多变，工艺技法复杂：白釉、黑釉、黄釉、绿釉、青釉、褐釉、三彩、红绿彩、贴花、剔花、刻花、划花、模印、堆塑、绞胎等等，异彩纷呈，蔚为大观。
“三彩为唐人所好，旧俗以为三彩为唐时墓葬冥物专用，在清末民初陇海铁路修建前未见大量出土，所以‘唐三彩’不为人识。后历年多发现于墓葬陵寝，冥器之说根深蒂固。”阎焰表示，然近几十年来，唐代三彩大量现市，其中多有工整精致之盘、碗、碟、壶、瓶、罐、洗、炉、枕、盒、奁等器具。许多制品明显具备实际使用功能。又查日本“正仓院”所存号称最珍贵之东来大唐至宝的天皇旧物中就有三彩;同时在日本的其他十几处宫殿、古城、衙署、庙宇遗址，也都考古出土发现枕、罐、碗、盘等三彩器用制品。且可知这些三彩制品当年多是遣唐使、遣唐僧，在长安、洛阳、扬州等地采办后携回扶桑的。“由此可以判定这些当年在大唐留学的官、吏、士、僧，不至于蠢笨到去东西两市、扬州市肆内的冥器店买些亡者专用的器具，万里迢迢背回故国，再奉为至宝地献给天皇或留做珍藏自用。所以，三彩除俑、兽、瓶、罐等丧葬冥器外，有相当数量的精细制品是实用之物，此展中之多件精美三彩盒器可为实证。”
此外，此展还有数件10世纪之前的北方巩县窑、邢窑、定窑白瓷盒，以及10世纪前后南方越窑的青瓷盒，“南青北白”跃然眼前。其中越窑刻划双芦雁纹“大”字铭盒、越窑剔刻池塘荷花纹盒，皆为世所难见的大名物，尤其后者，海外学界更称其为宋瓷“神品”。
蕴含独特的哲学表达
据了解，作为古代物质器用的独特展现，就目前的考古研究和发现，盒子与枕具是非常多见的两种古代器用。枕以荐首，夜夜入梦;盒而储物，一日不离。尤其是盒子，古人在数千年前就开始使用。阎焰说，“从盒子的实物造型与开合中，我们可以体会更多物用的变化。同时就盒子口部的处理、实体的大小，内外的变化可以判断出，直壁子母口有可能是放固体或粉饰的;内收倭口的处置是为承放油质或类似液体准备的。”
在阎焰看来，其实盒子作为物质器用的背后，更是蕴含着中国独特的哲学表达。“古汉语中的盒，更多用‘合’，讲究的是开合的概念，而非名物。”他认为，“盒子”更具有中国人的哲学概念，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样式、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变化，在完成开合的用途之余，尽显差异;错落的开合将内储物更好的包容内裹，中国人内敛含蓄，不事张扬的民族性也有了最具象的写照。“一块肉、一粒丹、一撮粉、一滴油、一枚钱、一叶金、一面镜、一颗香、一朵花、一束丝、一封信、一片心;物物皆可入盒，事事皆成开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