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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思桃杯”三大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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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思桃杯”是民国期间储南强先生收藏的一件紫砂“神品”。因杯底微损后请名艺人裴石民配了杯托。

杯与托相互映衬,珠联璧合,被金石家潘稚亮誉为“陶史二美”。

1952年储老将它与“供春树瘿壶”等30件珍品一起无偿捐献给国家,后供春壶转至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圣思桃杯”与其他珍品转至南京博物院。

2007年7月,南京博物院从42万件院藏文物中遴选出42件作为“镇院之宝”的鉴选对象,其中就有“圣思桃杯”(及杯托)。不过这只桃杯及后配之杯托却留下了一些谜团——圣思是何人?配托题铭又在何时?这些一直成为学界的未解之谜。

铭文何意?

“圣思桃杯”造型构思奇妙,制作技艺精湛,堪称紫砂绝佳瑰宝。


圣思桃杯及杯托

桃杯体上刻有楷书铭文“阆苑花前是醉乡,拈翻王母九霞觞。”圣思”并有“圣思氏”阴文方印一枚。这则铭文并非作者自撰,而是引用唐代诗人许碏《醉吟》诗中之二句。


圣思桃杯铭文


裴石民五福蟠桃壶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桃是万木之精”,可以用来辟邪;“麻姑献寿”“蟠桃献寿”“仙桃三千年一结实”等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更是家喻户晓,故桃形寓意福寿,作杯可引发诸多美好的联想,因此桃杯的铭文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圣思何人?

这把“圣思桃杯”中“圣思”、“圣思氏”是什么人,一直成为人们追索的谜团。是题铭设计的文人还是制作桃杯的艺人?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归纳起来,对“圣思”其人有以下几种说法:


褚南强

一是圣思姓项说。持此观点的是收藏者储南强和金石家潘稚亮。因为他俩曾请名艺人裴石民为桃杯配托,而在所配杯托上有这样一段铭文:“圣思,相传为修道人,姓项能制桃杯,大于常器。花叶干实无一不妙,见者不能释手。”据此,圣思不但是铭刻者,还是制杯人。但由于铭文只有寥寥数语,对这位项圣思的修道人仍是模糊不清。

有人认为就是明代紫砂艺人项不损。《阳羡名陶录》云:“不损名真,檇李人襄毅公之裔也,以诸生贡入国子监。”又说“不损故非陶人。……然壶制朴而雅,字法晋唐,虽时李诸家,何多让焉。不损诗文深为李檀园、闻子将所赏,颇以门才自豪,人目为狂,后入修门,坐事死于狱。”

《阳羡砂壶图考》将其列入“雅流”:说他可能是“秀水人,明季诸生,入清,官景陵知县,著有《无事编》。不损精八法,汪砢玉称其为书家龙凤……偶尔寄兴,制作砂壶。”项不损是文人,偶尔制壶,能诗善书“人目为狂后入修门”,与项圣思行事相近,但各种典籍都没有说他用“圣思”之名。

又有人称圣思即项元汴。“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居士,又号香岩居士,嘉兴人。……子京尝藏晋代孙登天籁琴,以‘天籁’名其阁定制茗壶,底绘‘天籁阁’印,嘉靖乙酉(1525)生,万历庚寅(1580)卒”。(《阳羡砂壶图考》)这位项子京喜欢定制砂壶,或者还能篆刻,但不能制壶,也未见其用“圣思之名。有的书上,还把这两个人混为一谈。


潘稚亮和裴石民合作棋形平圆壶



可见,说项不损或者项元汴就是项圣思,甚至说圣思姓项并不靠谱。

二是圣思非项说。近来有人找到不姓项的“圣思”。

一是蒋圣思,“国朝蒋允睿,字圣思,参议如奇子,书法能继其父,一时有二王之目”(《重刊宜兴县旧志·艺术》),持此说者是紫砂名家潘持平,他在《圣思姓项还是姓蒋》一文中认为“约生于明万历至清康熙的蒋允睿(字圣思,别字瞻武)即在桃杯上署款的圣思,但他仅是桃杯的题刻者,或者还参与了设计,制作者则是一位无名高手。”

因为这位蒋圣思与其父亲蒋如奇都是书法家,有“二王之目”,即象王羲之父子一样,当能在杯上镌刻,至于制杯者,他从业内人的眼光分析,很可能是当时来自景德镇的一位工匠,完成桃杯后又离去了,故未留下姓名和其他更多的作品,故称其为“无名高手”。

二是徐圣思,他是浙江宁波鄞县人,是个僧人,亦称修道人。名启睿,释名洪节,又字近公。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明万历中后期,持此说的是宜兴收藏家协会会长陈健先生,并认为他是桃杯的铭刻、设计、制作参与者,而与之合作的名工则无考,暂列为无名氏,制作年代为明末。

以上各说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在学界还未取得一致共识,因此桃杯上的“圣思”是何人仍为未解之谜。


清代佚名紫砂桃杯

甲午何时?

圣思桃杯的另一个谜在裴石民所配的杯托上。

原来圣思桃杯杯底略有破损,储南强先生曾请名艺人为之配托,使原件更加完美。原苏州文博专家周策鲁先生1950年给裴石民的信中称:“现在你的加座,更是帮助‘圣思’,衬托他的美感,你们相隔数百年间复同一人。”



汪寅仙桃杯

圣思桃杯底托铭文

这段题记非常清楚的记述了裴石民配托的前因后果,裴石民的托是紫色的,苍老、粗犷而沉重,既满足了使桃杯稳定的功能要求,又与红色桃杯形成色彩对比,动静相比、内涵对比、衬托主体等美学要求,这件托盘也是艺术珍玩。

在托盘上除上述铭文外,前后还有二枚篆印。前为“甲午政月”,后为“二美”。这后面的椭圆形“二美”印章,见《潘稚亮家印谱》,应是指“桃杯”与“杯托”相得益彰,制杯的圣思与配托的石民都身怀绝艺,堪称陶史“二美”。

问题是另一枚“甲午政月”,一般来说应是配托或题铭的时间。但“甲午”年,与此事发生最近的分别是1894年和1954年。1894年,储南强时年18,正在求学;潘稚亮13岁,裴石民更只有2岁,显然不能配托题铭。

而1954年,该杯已捐赠博物馆,故配托之年不是“甲午”年,有人又提出“甲午”可能是误刻,在天干地支中篆体“子”与“午”稍近,可能是甲子年,查甲子年为1924年,但文中到“昨年为供春壶配盖”,我们知道供春壶是1927年被储南强购进的,故不可能在1923年就配盖。(这也是有人认为供春壶是1923年或1924年购进的理由)。

裴石民供春壶

“甲午政月”之谜,如此解读,不知大家能否认可?

“圣思桃杯”及裴石民所配之杯托,以及金石家潘稚亮题记的铭文,构成了一件完整的紫砂艺术珍品,储南强先生的无私奉献,使我们可以世代领略这件瑰宝的艺术风采。至于作者“圣思”之谜,“甲午政月”又在何时,将引发我们对紫砂文化探索的浓厚兴趣,推动我们对紫砂历史的深入研究,而丝毫不会影响作为紫砂瑰宝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