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驮与四大天王，谁才是老大？》中提到：
韦驮与四大天王共同出现的情况有两种，
一为表现佛教“诸天”主题，
如山西善化寺大雄宝殿的二十四诸天彩塑
与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二十诸天壁画；
另一种更为常见，
表现“护佛”“护寺”主题，
共同出现在天王殿，
如晋北地区的广济寺、显通寺、碧山寺等。
清代戒台寺总平面布局示意图（图片：葛岭《百丈清规影响下的明清京津地区汉传佛教寺院建筑型制研究》）
寺院院落式布局
一般是坐北面南的。
自山门（寺院正门）起，
沿中轴线，
每隔一定距离布置一座殿堂。
进入山门后，
首先看到的便是天王殿。
天王殿供奉的主佛是弥勒佛，
四大天王分立在主佛左右，
身着铠甲，手持法器，
高大魁伟，神武威严。
立于弥勒佛背面，
面相大雄宝殿的是韦驮像。
同样的甲胄加身，
却不似天王像的横眉立目，
而是动中有静，
威、雅并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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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天王与韦驮在诸天体系中，
均属于佛教护法级别。
大概到了隋唐之后，
他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金光明经》中记载了四天王率领众天神护国的使命：“世尊！我等四王及诸无量百千鬼神，并守国土诸旧善神，远离去时生如是等无量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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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四大天王因其“护国、护世”思想
得到国家统治者及民众的支持，
尤其是毗沙门天信仰极受推崇。
天王堂、天王殿的设立也与此有关。
唐代不空奉诏所译《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有云:“昔五国大乱，有八个月经月行多法遂无法验，行此法降服五国五万军自平安故，是名随军护法。”
后来甚至由此演绎出：
不空在长安诵《仁王密语》
招请五百神兵和怒目天王，
使得三国敌兵纷纷败退的故事，
因此“帝因敕诸道城楼置天王像”。
彼时唐朝对外征战用兵，
某种程度上将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于
北方保护神毗沙门天，
再加上不空将毗沙门天与“护国仁王”概念相合，
使得天王护国征战的功能被不断突出放大。
毗沙门天即北方多闻天
到了宋代由于朝廷军事实力薄弱，
外敌环伺，战争不断，
毗沙门天王的护佑信仰仍然很强。
北宋赞宁《僧史略》记载：
毗沙门天王第二子独健率五百神兵，
往救安西，
又有毗沙门天王战胜五国敌兵，
并增添了图画天王像进呈的关键情节。
而关于供奉天王像，
又补充说“至于佛寺，亦敕别院安置”。
这样就把天王像与佛寺联系在一起了。
寺庙香火图片来自unsplash
据宋罗愿《新安志》卷２《歙县僧寺·天王院》所记：唐时“诏不空三藏祈护世天王为助。……因敕诸道州府于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像，至佛寺亦别院安置。毗沙门者，北方天王也，故设之北隅。此院旧亦有郡城北角，今有唐世祠部牒目，为北城护国天王院，置僧七人”。
明郎瑛《七修类稿》、
清赵翼《陔余丛考》都据此强调
“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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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韦驮信仰与地位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先是与作为南方增长天麾下八将军之首的
韦天将军产生神格混淆，
到元末直接将其记载为南天王麾下将军。
南宋《重编诸天传》之“韦天将军传”引唐道宣《灵威要略》言：天神姓韦。讳琨。南方天王八将之一臣也。四王合三十二将。而为其首。生知聦慧。早离尘欲。清净梵行。修童真业。面受佛嘱。外护在怀。用统三洲。”
元末僧梵琦《佛日普照慧辩楚石禅师语录》中卷二十中记载：“妙高四埵。南有提婆。其下将军。名曰韦陀。位在童真。兜鍪鎻甲。持杵降魔。二十八部。三十二将。将中最贤。帝释所仗。坐则为起。背则为向。护善遮恶。积德修行。”“坐则为起，背则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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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驮的位置比较特殊——“背则为向”。
一般来说，
当人面向大门时，
其面向的那个方位为向位，
而“背则为向”则表明了韦陀是背向大门，
面向后方大雄宝殿及寺院。
首先，
神格混淆后的韦驮为四大天王部下三十二将之首，
所以他供奉在天王殿并无不妥；
其次，
韦陀是佛教护法神将，
天王殿的主佛弥勒佛是为未来佛，
就此点来说也算合理；
最重要的一点是，
韦驮所处位置能够让他面向整座寺院，
这与他“护法”“护寺”“护、助出家人”的宏愿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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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怒目攒眉却是一片慈悲要人醒悟
到此清心涤虑请将万念消化与佛皈依
——四川乐山凌云寺天王殿楹联
大肚能容的弥勒佛，
威严赫赫的四大天王，
还有貌堂堂、气昂昂的韦驮，
小小一座天王殿却充满传奇。
欲知后事，
且见下回。
参考文献：
张聪《中国佛教二十诸天图像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于怀瑾《护法韦驮探源——印度战神“塞建陀”的中国化历程》，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