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上海澄衷中学有一位15岁少年，来自浙江上虞关东镇，家里是开米行的，本名叫竺兆熊，私塾章先生给他改名竺可桢。由于长得瘦小羸弱，同学胡洪骍预言他活不过20岁。
竺同学心头暗惊，却不露声色，开始默默地练体操、学游泳、打网球，还做了班长。后来闹学潮，他转去了复旦公学，继而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0年，四百多人报考第二批庚款官派留学生。
在录取的70人中，竺可桢列第28名，那位胡同学列第55名，途中，他旧话重提，说竺活不过60岁，如果输了，他就在寿宴上磕三个响头;如果竺活得比他长，可以对着他尸体踢一脚。结果，竺可桢多活了12年，但踢是踢不成了，那人猝死在了台湾，叫胡适。
到了美国，三个人选农学，最后都转行了，王增久学机械，胡适学哲学，竺可桢学了8年气象学，在哈佛大学拿了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归国后，在中央研究院负责气象研究所，修建了第一座由中国人管理的气象台。
1936年初，在陈布雷的力荐下，竺可桢见了蒋介石，同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财政支持；二不受党政干涉;三以半年为限。4月7日就任，他写道：
“晨雷雨。上午有雾。午有雷。下午四点见阳光。晚又雨。玉兰盛开，杏花落，寓中白樱花开。”
从那时起，竺可桢连续38年坚持写气象日记，共计8百多万字，直到去世的前一天，还用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实践证明：大学还是需要内行来管理的。
尽管是个烂摊子，竺可桢成竹在胸，慢慢梳理，坚持聘用一流的学者，如苏步青、束星北等;招收一流的学生，哪怕是浙江省主席的女儿，甚至自己的长子，只要考试不过，一概不取。
很快抗战爆发了，竺可桢只能留下来，应付危局。全体师生分三批奔赴西南，历时两年半，横穿6省，行程2600公里。虽然颠沛辗转，浙大却弦歌不辍，每到一处，稍作休息，即打开教案、拿出课本复课，科研从没停过，最终校址迁到遵义、湄潭，办学7年。
女权领袖张默君是邵元冲夫人，在哥大求学期间，一眼相中了竺可桢，硬把妹妹张侠魂许配给了他。1919年，张侠魂在北京南苑，登上小型军用飞机，成为中国第一个乘机上天的女性。
在数万人围观下，风大机坏，她左腿骨折，神色如常，获黎元洪总统颁发的特等奖章。婚后，他们琴瑟和鸣，生有5个孩子，可惜流亡之初，张侠魂与次子都因患痢疾而离世。竺可桢悲痛万分，写下了许多悼亡诗，如：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家事国事天下事，1941年3月，在物理系老友撮合下，竺可桢迎娶了他的36岁小姨子陈汲，才貌双全，很会料理事务，不久，添了女儿竺松，总算没了后顾之忧。
在这种穷乡僻野，竟然冒出了一个浙大学派，领军人物是谈家桢、苏步青等，后来有50多人成为院士，包括李政道、叶笃正等。1944年，李约瑟到访，对炮火中开出的学术之花，感到不可思议，称之为东方剑桥。很符合竺可桢制定的校训：
“求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战后，浙大回到杭州，实力已经与联大的大三元比肩而立了，竺可桢却心留遗憾：“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他生于1890年3月7日，1949年是他的六十大寿，竺可桢不愿热闹，躲去了上海，回来见办公室，多了一面锦旗，上书四个大字：
“浙大保姆。”
建国后，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抓科研，短短几年内，研究机构就由16个增到44个，科研人员由219人增到2496人。令他痛心的是，浙大被拆分，元气大伤。1964年，竺可桢发表《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对农业提出了很多建议。
后来，竺可桢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没受到暴力冲击的知识分子，便主动降低工资，缩小住房面积，但也不消停，接待了183次外调人员，保护了很多过去的同事朋友。
他在自家的院子里记录气象变化，收集灰尘，测量尘埃单位面积的重量。结果表明：首都的微尘已大幅增加，环境在恶化。他还出版了《物候学》,是一部伟大著作。
1974年2月7日凌晨，竺可桢因患肺病去世，享年84岁。多年以后，一位学生接受采访，形容了当时聆听竺可桢教诲的感受：
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的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