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一辈钱币专家”一文的解释与补充

一、解释

三十年多前，钱币圈就有一种坏风气，某些人，不是虚心学习、踏实研究，而是急功近利、欺世盗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尤其是一些素有名望的老专家，更被列为攻击重点，肆意贬损与作践，藉以自炫超越。

他们对于前辈专家来之不易的鉴定研究成果，随意加以质疑与否定。为引人注目，他们还热衷于把一些藏界享誉已久的钱币大珍品作为讨伐对象，进行所谓的辨伪鉴定，或罗织一些片面外行的理由；或干脆不讲理由，仅凭建立于孤陋见识之上的感觉，加以否定。

由于当时的钱币界，正处文革劫后余生的喘息期，内行没几个，外行一大帮，所以那些自欺欺人者很有表现空间。况且当时所剩无几的老专家，刚从文革阴影走出，惊魂未定，都不敢公开与之争辩，只是在私下里表达愤慨和忧虑。比如泉界前辈马定祥，曾愤怒地把那种人斥之为钱币界的“假古钱”，并对其会给钱币集藏造成危害深感不安。

近二十年来，得益于国家经济的繁荣，钱币集藏与研究也得到了复兴与发展。研究水品飞跃提升，集藏队伍迅速壮大，等等。但遗憾的是，上述那种不良现象，并未在繁荣发展中得到遏制与摈弃，反而受浮躁世风的助推，变得愈加严重。藏界中，娱乐精神蔓延，轻率之风盛行。某些人，置道义与责任于不顾，既缺乏对民族文化神圣的敬畏，也不懂对别人资产权益的尊重，自欺欺人、信口开河地发表鉴定言论。其所注重的，无非是耸人听闻，博取虚名。从而，受质疑、遭否定的钱币珍品，品种无情地被扩大。这种轻率鉴定的不良现象，对藏界的破坏影响不容忽视。所以，“老一辈钱币专家的鉴定研究成果应予尊重”这句话是我压抑很久的一个呼吁。

今年年初，我看到一篇题为“真假张作霖纪念币”的文章（《中国收藏（钱币）》总第31期，2013年出版），作者自称是“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的研究员”，以史料考证及制作粗劣为依据，得出鉴定结论：张作霖像银币除十七年版的属真品外，其余三版全是臆造伪品。这种外行专家的不懂装懂，轻率定夺，实在令人愤慨。忿闷之余，我便酝酿写一篇针对泉界长期以来不良现象作批评的文章。但当时阶段，正为诸多事务困扰，总是静不下心来将所思形成文字。

今年五月，陈吉茂先生给我介绍了“首席收藏网”，他认为此网站建设的宗旨很具公益性，并请我也给予支持，多发些有助于钱币鉴赏水平提高的文章。不久，首席网的创办者周寿远先生来到上海，我应约在陈吉茂先生寓所与周先生面谈。叙谈中，周先生扼要阐述了首席网“为真正藏家服务”的建设宗旨，大致为，建立庞大的钱币交易数据库，以及对钱币市场动态资讯进行及时深入的分析报道，藉以促进藏品市场沿着公开、公正、规范的健康化道路发展。与此同时，网站还大力提倡钱币收藏注重文化内涵的风尚，努力提高钱币收藏的文化品位，所以在网站中辟出供学识交流与文化宣讲的园地。我听后很受鼓舞。我认为，近年以来，国内的钱币集藏理念主流，已在过度商品化的社会生态中迷失了本义。人们大凡热衷于藏品的表象解读和赢利效应，而疏于对其历史文化内涵的认知。重视文物的益知属性，重返文化家园，是钱币集藏的真正意义所在，也是一种理所应当的价值回归。基于对首席网公益理念的赞赏，所以我有尽力多给首席网投稿的表示，以期为钱币集藏多些文化气息尽效微薄之力。

今年七月，陈吉茂先生来电邀我参加以鼎峰泉友会名义举办的一个聚会，并说周寿远先生届时会从北京专程赶来出席。提到周先生，我心中顿感歉意。受惠于首席收藏网强大的数据库，我从中得到不少可贵信息，而对于网站建设的贡献却分毫没有。鉴此，我决定在首席网上发些文字。然掐指一算，聚会日来临已不满一星期。无奈之下，我就将近期以来的一些思考与资料准备，匆忙地凑成“老一辈钱币专家的鉴定研究成果应予尊重”一文。

这篇文章，前面在阐述了应该尊重老一辈钱币专家鉴定研究成果的观点同时，后面则以较大篇幅对机铸币老假造伪的介绍，用作文章的附录。本意在于例证老一辈钱币专家在去伪存真的鉴定上的举措严谨，并在说明前辈专家们在严谨地去伪的同时，也在严谨地存真，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然而，由于匆匆草就，疏于文字上的结构安排，所以文章存在着论述不足与逻辑不清等诸多问题。尤其是，后面大篇幅地对老假造伪分列介绍，更是游离于文章的标题，显得文不对题。面对于泉友的包涵与网站的宽容，我自感惭愧。特此致歉。

在上述一文发表后，我发现泉友们似乎对于一些机铸币老假币的出处介绍更感兴趣。对此我想，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钱币收藏、研究史，是钱币学的构成之一，而去伪存真的钱币真伪鉴定，则是钱币收藏、研究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历时七、八十年至一个世纪的机铸币老假，已不仅是鉴定研究的参考品和收藏玩赏的趣味品，而且作为中国钱币收藏史中一种特殊的历史产物，其已成为钱币收藏文化的历史载体，成为钱币收藏史研究上具有史料价值的历史证物，从而具有特定意义上研究与收藏的文物价值。近些年来，旧时代形形色色的臆造币、仿造币，在钱币市场的交易中呈现出的不菲价格，也许正是藏界对其所具特殊价值的认知反映。

前面已经谈到，“老一辈钱币专家的鉴定研究成果应予尊重”一文中对机铸币老假造伪的介绍，是作为文章的例证附录，不是对中国机铸币造假与鉴别的专题讲述，故而在撰写上没注重系统性与全面性。现在，看到泉友与网站对这方面内容给予重视，因此我想，有需要对此再做些补充介绍，以期让有兴趣者获得较为完整的了解。

二、补充

中国机铸币集藏，发端于清光绪末年。当时的收藏者主要是外籍人士，华人藏家知名的仅有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庼先生，他是中国机铸币集藏的华人最早者。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机铸币集藏活动渐趋展开，出现了一批后来著名的中外藏家与专家。其中，中国人有苏州的蒋仲川、秦子帷，上海的王守谦、平玉麟，北京的王希贤、骆泽民，等等；外国人有意大利人罗斯、法国人邬德华、俄国人曼尼柯夫、奥地利人耿爱德、德国人汉南、美国人邱文明，等等。

上世纪三十年代间，随着众多中国本土收藏家的相继加入，中国机铸币集藏呈现日益升温局面。并且，中国本土藏家及专家，迅速成为中国机铸币集藏与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新涌现的著名中国藏家与专家有：北京的程伯逊、崔显堂，大连的崔家平，河南的黄笑凡，四川的罗伯昭，绍兴的的戴葆庭，苏州的蒋伯埙，杭州的翁齐斧，上海的张叔驯、张絅伯、施嘉幹、陈仁涛、李伟先、谢鄂常、李荫轩、孙鼎、张璜、杨成麒、马定祥、沈子槎、许小鹤、宋小坡、王亢元、康际文、康际武、顾炳元、俞让卿、房良、刘思源、席先伟、吴诗锦，等等。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中国机铸币收藏进入鼎盛时期，不仅成就了诸如李伟先、施嘉幹、陈仁涛、蒋仲川、秦子帷、罗斯、耿爱德、邬德华、汉南等系统收藏的中外大藏家，而且还产生多位考据、鉴定的名家，比如：耿爱德、罗斯、邬德华、施嘉幹、戴葆庭、骆泽民、杨成麒、马定祥等，都是当时藏界公认的杰出者。

据老一辈钱币专家记叙，机铸币的造假约开始于上世纪一十年代间。最早出现于天津，不久，北京紧随其后，并将规模迅速扩大，成为当时的造假中心。津、京一带的造伪者主要是解耀东、王希贤、骆泽民、冯少泉等人。不过，由于当时国人对中国机铸币收藏尚未重视，很少有集藏、研究，也弄不清楚什么真假贵贱，而集藏热衷者，大凡为外籍人士。所以造假伪品都是臆造币，销售对象主要是外国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机铸币集藏活动在国人中渐趋展开，机铸币的造假也相应在国内多地蔓延。此时，除上述的津、京两地数者外，又相继出现了成都的肖永泉、谭子筠、刁崇和；南京的张舜铭；上海的平玉麟、李仲清、唐谨成；武汉的李氏、杭州的姜氏等。

与前述原因一样，由于这一时期对中国机铸币稀少品的认识程度很浅，加之集藏者少，而反映不出品种上的供求关系。所以，当时的造伪品还仍然都是臆造币，没有仿造伪品。时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由于众多中国藏家加入，机铸币集藏迅速升温，并在收藏与研究互为因果的相互促进下，藏界对于一些珍稀品也日渐取得认知确定。以此为基础，造伪者便有针对珍稀品的仿照造伪。

以1939年6月出版的蒋仲川《中国金银镍币图说》为分水岭，此书出版前，机铸币造假均为臆造伪品；此书出版后，开始出现仿照真钱的仿造伪品。另外，1937年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华北沦陷，津京地区的古玩业情形凋敝，钱币集藏的活动中心南迁至上海。与之相应，机铸币的造假活动，原先的中心地——津京地区，顷刻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上海，成为新的造假中心。从规模与质量而言，津京造假中心是以王希贤为代表；上海造假中心是以平玉麟为代表。上世纪四十年代始，上海的钱币经营商平玉麟，把中国机铸币造假的技艺及规模，都推至登峰造极的境地。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人们文物收藏热情日渐低落，其中也包括钱币集藏活动遭到破坏。相应之下，所谓“老假”的机铸币造假活动也渐至终结。

从前辈专家的记叙来看，旧时老假的制造者，主要分别为天津的解耀东；北京的王希贤、骆泽民、冯少泉；成都的肖永泉、谭子筠；南京的张舜铭；上海的平玉麟、李仲清、唐谨成等人。其中，解耀东、肖永泉、谭子筠、张舜铭、平玉麟的作品，我在前文曾有部分例举。而王希贤、骆泽民、冯少泉、李仲清、唐谨成的所出伪品，则未有涉及。下面就选取我的一些记录分别做些介绍。

（一）王希贤的部分伪作出品

1、道光皇帝像一元型大婚纪念银币（臆造）

2、孝全皇后像一元型大婚纪念银币（臆造）

3、同治皇帝像福建恭进一元型银币（臆造）

4、光绪皇帝像福建恭进一元型银币（臆造）

5、慈禧太后像云南恭进一元型银币（臆造）

6、慈禧太后像寿庆纪念一两型银币（臆造）

7、光绪皇帝像大婚纪念一元型银币（臆造）

8、隆裕皇后像大婚纪念一元型银币（臆造）

9、宣统皇帝像登极纪念一元型银币（臆造）

10、袁世凯像洪宪元年坐龙版一元型银币（臆造）

11、袁世凯像丙辰纪念腾龙版一元型银币（臆造）

12、黄兴像双旗一元银币（臆造）

13、冯国璋像一元型纪念银币（臆造）

14、李景林像一元型纪念银币（臆造）

15、山东制造局五钱银饼（仿造）

16、光绪十五年天津官局一元银币（仿造）

17、光绪八年吉林厂平一两银币（仿造）

王希贤是民国时期北京首屈一指的钱币经营大商，也是中国机铸币研究与经营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成就，既得益于起步早而占得先机的天时，也得益于寓居北京这一钱币藏品集散中心的地利。之外，待人接物尽显豪爽诚恳的为人品格，使之与当时的众多泉界名流深有交情，此可谓得益于人和。

其实，作为一代钱币经营大商，王希贤的宏大家业，其开创者应是他的父亲。王希贤的父亲，名叫王茂田，他早年曾在京城钱局任雕母手，后因机器铸币兴起，老钱局歇业，旋受吉林机器制造局（吉林造币厂）之聘，出任雕模师兼领监，为时近二十年。民国初年，卸任回家，便在北京东安市场内营建一家大古玩店，取名“义启斋”，经营各种文物古玩，但以古钱币为主。受家传熏陶，王希贤从小对古钱币兴趣浓厚。年方十几，便已成为其父店中的得力帮手。

《马定祥百年诞辰纪念集》浙江省博物馆主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民国初年，机铸币收藏风气未开，所以王希贤的父亲王茂田没有机铸币的研究与经营。时至民国十年（1921）前后，年近二十的王希贤，敏于对新事物的感悟，慧眼别具，另辟蹊径，开始注重于中国近代机铸币的经营与研究，成为京城中国机铸币集藏、研究、经营的先驱者。并与上海的王守谦作南北呼应，成为国人机铸币集藏风气骤盛的倡导者。

在年近三十时，王希贤从其父亲手中接过了“义启斋”的主管大权，成为新掌门人。因其出手豪放，品性率真，不仅使其广聚货源，而且还使他广结人缘。因而，所承家业在他的手上得到迅速光大。这一点从他家中藏品存货上也可见一斑。据马定祥先生回忆，王希贤的家中，有好几个房间都是用于堆放钱币的。伫立于四壁橱柜的抽屉中，摆满了各种钱币珍品；房间的中央，成筐成堆地散放各朝古钱，其中以先秦刀布和清代母钱居多。用马老的话说，王家的钱币，即使用几个月的时间也看不完。在藏钱的房间里，可谓是，珍钱仰俯皆是，绝品目不暇接，令人望洋兴叹。另外，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王希贤的机铸币库藏。由于从事于机铸币研究、经营起步早，也由于寓居藏品交流集散中心的北京，并与清末民初中国造币中心天津毗邻，所以在收集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琳琅满目的各种金、银、铜珍稀样币，数以百计嵌装于锦盒的成套呈样，使当时的藏界惊羡不已。

与此同时，由于大量经手，阅历广泛，也练就了王希贤在钱币鉴定上的一双慧眼，是当时富有造诣的钱币鉴定专家。而立之年的王希贤，已然成为京城泉坛的风云人物。他的府上，不仅珍泉齐归，而且还群贤毕至，当时国内的泉界名流，大凡都有作为王希贤家中座上嘉宾的经历。

王希贤辉煌的钱币经营生涯中，也夹杂有历史的暗斑，那就是大量的机铸币伪品制作。民国十年左右，王希贤看到出自天津的一些机铸金、银臆造币，很受外国玩家青睐，制作者也获利丰厚，于是就起了仿效之念。他鼓动其父王茂田，请来以前曾在吉林造币厂一起共事的几位技师，设计制作铸币模具，然后委托银楼，或与造币厂职员私下串通，制出伪币成品。销售对象是外籍玩家。由于外国人对人像币更感兴趣，所以王希贤的出品，绝大多数是人像臆造币。

抗战爆发后，北京的工商业骤然萧条。王希贤的钱币生意每况愈下，钱币造伪出品也渐趋减少。另因王希贤有吸食鸦片重瘾，故家业迅速衰败。民国三十八年（1949），王希贤因病去世，终年46岁。“义启斋”的经营，由其长子王元芳继承。两年后门店基地被国家征用，王家祖业由此结束。

出自王希贤的机铸币伪品被确认，主要是马定祥先生通过其好友、居住北京的著名钱币专家骆泽民处获得依据。另外，在王希贤的儿子王元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写的一些回忆文稿中也有部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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