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鸟兽尊彝中的两件，究竟所象的何鸟与何兽，一直在引起我的注意，并为解开疑团而感到莫大的兴趣。
第一件是“鸟形卣”，又名“太保卣”。
太保鸡形卣日本白鹤美术馆藏
这件铜器始见于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以下简称《通考》）的图版652，近年也收进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青铜器》上册（以下简称《全集》），图版198。据该书的《图版说明》，器高23.5厘米，有铭文“太保铸”三字，卣铭与传山东梁山出土的“太保方鼎”相同，时代为西周早期，此器早已流落海外，今藏日本白鹤美术馆。
此器的特征是“通体作鸟形，首顶有后垂的角，颔下有两胡”。这个鸟形很奇特，既非凤鸟，也不像是鸱鸮——前者头上有冠羽与华美的长尾（如《通考》图版691），此则短尾而戴长角；鸮尊往往也是短尾，与双爪鼎足而三，以便利放置，彼此相同，鸮尊偶尔也有戴角者（同上，687），但角短而作柱状，鸱鸮有毛角与眼盘，此则无眼盘而有胡。鸟形卣之角修长而后垂，铜器中绝未曾有，当出于想象，用以表示具有神圣的性质。
此卣之鸟形，除去抽象化了的三足（双爪与尾）与附加之双角而外，而双目之下的垂胡，与腹部的特别肥大，予人以深刻的印象。依我个人之见，这两点都是家鸡的特点。双目之下垂胡，就常见的家禽与鸟类而言，鸡最明显；鸟兽大腹，也是家畜与家禽共有的特点，这是久经驯养，并作为肉食对象长期培育汰选必然产生的结果。鸟形卣在处理动物形象与器物实用功能结合时，鸡冠被省略掉了，估计是为了不增加卣盖高度，以便利提梁的摆动，因此无以分辨雌雄，代以头上的长角；下冠部位的肉垂，雄者大而雌者小，现在特别加大加长，正显示这是一只姿态矫健的雄鸡，可作献奉于神祇的牺牲。鸟兽尊彝因实用方面的需要，腹部往往稍稍扩大，以便多所容纳，但这件鸟形卣却特加夸张，不同于一般。鸡腹较大，这在古代语言中是有证据的：“鸡”字隹从或从鸟，奚声。“奚”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大腹也”；又，“豨，生三月豚，腹奚奚貌也，从豕奚声”。既然猪仔大腹为豨，那么家禽之大腹者为鸡，也就有可能的了。由此也可显示古人观察事物的精密。
鸡形之可以装饰尊彝，也史有明文，如《礼记·明堂位》篇：“灌尊，夏后氏以鸡夷（彝），殷以，周以黄目”云云。夷即彝字，古代可以通用，“鸡彝”从字面上讲，应该就是作成鸡形的尊彝。《明堂位》篇详言礼乐器服的“三代”与“四代”异制，十分系统，并说“鲁兼用之”，这当然不能认为便是信史，还有待来日以历史、考古研究做科学地审核，严格地加以取舍，但鸟尊中确有鸡彝存在，并受到重视，则是事实。如果这件鸟形的卣，可以肯定为鸡彝的话，那就不仅是“夏后氏以鸡夷”，而且西周早期仍在制作与使用同类性质的器物了。
第二件是遽父己象尊。见于《通考》图版698，盖与器各铸铭文“遽父己”三字。时代可处于商周之际，今为谁人所藏不详，或已流落海外。此器名为“象尊”，实际上兽形却与象不类，究为何兽，也需重新考虑。
遽父己象尊
传世的象尊，《通考》著录三件：一为此器，另两器为图版696的象尊与697的夔纹象尊，后者今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陈列馆，传说出土于湖南，事有可能。1975年湖南醴陵狮形山出土了一件商代晚期的象尊，为象尊第一次明确了出土的地点（《全集》图版115）。湖南于商周之际，多出形制特殊、制作精工而纹饰华美的青铜器；在中国古代，象以长江以南地区为多，这里常有象尊（也包括饰有象纹的青铜器）出土，也就事在情理之中了。
象尊美国弗利尔美术陈列馆藏
象尊少有，而象纹的运用则甚普遍，中原地区的商周青铜器上也很常见，尽管至少西周以来，北方已不复有象生存，而象纹还是相当盛行，甚至西周中期还偶有象尊的铸造（如《全集》图版25）。这显然是来自南方的文化影响。象纹一般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全同于象尊，象鼻外卷而上扬；一种则为下垂而内卷（《通考》上编，125～127页介绍数种）。前者写实，后者则已图案化了。但无论是象尊与象纹，还是象纹的哪一种形式，共同的特点都是：①长鼻利齿；②头部与背平齐，双耳外张；③四足均作柱状（图案化了的自然例外），等等。依此标准来考察遽父己象尊，名之为“象尊”就很牵强了：首先，此尊的兽形虽然也有突出之鼻，异于一般的畜兽，但与象相较，则又甚短，况且口中无牙外伸（虽说亚洲象之雌者牙不发达，然而也有）；其次，头颈较象为长，耳向后，形状与象不同，在塑造上，头部高过其背，象尊与象纹绝不见此种表现方法；第三，四肢短细而弯曲；第四，尾部特长而且结构特殊，等等。这些都与象尊、象纹全然不类，但过去所以被称之为象者，大约由于此兽也有较长之鼻，同时身短而体高，躯干显得庞大厚重，如此而己。
醴陵象尊湖南省博物馆藏
遽父己象尊兽形既然与象无干，所本又应为何种动物？依我个人之见，自然界唯有貘可与之相近。貘是生长在热带密林多水地方的一种食草类动物，其形体略近于犀而较矮小；体长1.8～2.5米，肩高0.75～1.2米，体重在225～300公斤。最突出的特征在鼻：鼻端没有角，向前突出很长，还能自由伸缩，对照“遽父己象尊”兽形也正是如此，但是以貘来作解释，又遇到下列的几个问题：一是貘的身体修长，体长与肩高的比例超过2：1，而此器之兽则显得粗短，大体约为1.7或1.5：1；二是此器兽尾特长，而貘尾恰恰奇短，长仅5～10厘米；另外，貘的眼与耳都较小，此器都显得稍大，等等。第一个问题，可能由于实用的需要，有意识地使器体圆浑，以扩大液体容积，史前陶制的与后世铜铸的鸟兽尊彝，都有类似的例子；第三个也属于表现方法的问题，商周铜器中的鸟兽尊彝与动物纹样，都特重双目的描写，后者还一律高突于器表，犀、豕等动物也都是小目，既以之装饰尊彝，便也都适当加大，目既如此，耳也就不能过小，此器貘形之不能完全写实，原因应该在此。第二个问题有些令人困惑，因为这种圆浑而修长的兽尾，仅见之于虎豹，不仅貘不能有，象也不能有，所有食草兽与大部分的食肉兽也不能有，然而此器所见，又非神话动物之掺有想象的成分。因此，我认为这条长尾应该是此器的器鋬，为便利倾注酒醴而设，真正的兽尾，安置在器鋬的上端，兽之尻部，图像上的尖状突起即是，如果确是真尾，可谓极短，也正与貘之形态特征吻合。
在论证这个“象尊”是否可以称之作“貘尊”的同时，还需考虑中国古代是否有貘生存的问题，因为貘类分布区域狭窄，西半球限中南美洲，东半球则限于东南亚（马来西亚、苏门答腊与泰国）。
马来貘
中国古代是有貘的，殷墟发掘所得哺乳动物骨骼中，曾发现有象、犀与貘这三种今天只生存于热带的动物，古生物学家认为很可能从外地输入。中国古代气候较后世温润，自然生态还未遭到破坏，因此生物种类众多，许多动物的分布区域，也比想象的远为广大。以象、犀两种动物而论，晚商时期黄河流域是否有象难于肯定，但存活于长江以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犀在商代是一种很普通的动物，西周春秋时期，江淮地区还为数很多。貘与犀、象应属共生的动物群落，虽然三者的分布并非绝对一致，估计也不会相差太远，因此，东半球以东南亚为中心的貘的分布，在商周时期可能远达长江以南，根据日常生活所见，在艺术上有所表现，也就有了现实的基础了。
幼年马来貘
至于貘之作为兽名，最早于《尔雅·释兽》：“貘，白豹。”《说文解字·豸部》：“貘，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历代都有关于貘的记载，但都很笼统并带有神秘色彩，如传说它是一种舐食铜铁的动物之类，但文献所说的，是否就是动物学上名为Tapi-rus的貘，却大有可商。近年在西安市汉代陵墓区陪葬坑出土的兽骨中，曾有熊猫骨架的发现，有的学者认为这就是文献所谓之貘，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根据文献记载寻找古代之貘，困难很大，现在只好舍而不论。如果上述“遽父己象尊”可以确认是貘的话，倒为中国古代貘的研究提供了形象性的资料，以此为基础，再结合多方面的资料，继续进行探索，也就方便多了。
原载《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