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定”一向不见记载。1957年，冯先铭先生在定窑窑址发现有绿釉定窑器残片，一件带刻花龙纹，龙纹刻法一如白定。使我们对定窑瓷器有了全面的了解。
但以后对窑址的发掘搜集再没有发现绿定标本。所以有专家学者怀疑“绿定的存在”。并指出，冯的龙纹绿釉瓷片是在窑址旁河边采集，意味并不能就断定是定窑所出。
究竟有无“绿定”？
多数民间收藏家对“绿定”的存在持肯定态度。藏有“绿定”整器或残件的也大有人在。
而西方受方化的影响更多注重用“反证法”来确定鉴定物。一件器物，你找不出假的证据，即可断定真的成立。
“同一性”与“反证法”两者不可偏颇。但“反证法”其主动性和创新性不容忽视。曾经被我们因找不到与古代已知青花器相符合的“同一性”而认做膺品流出国门的“大维德青花瓶”，就是被波普反证而发现了与当时已知青花相异的“元青花”。而“大维德青花瓶”也被后人看作是衡量青花器早期发展历史的最重要标尺与标志。
而如今，在所有馆藏与民间藏品中，我们竟然还没有发现一件公认的“绿定”器物。这是否也与我们的专家学者眼光标准太过偏颇有关呢？难道仍需等待国外专家为我们确立第一件标尺？
假使定窑窑址里再没有第二块“绿定”标本被发现，难道说我们就可以否定了实际的“绿定”存在吗？
我的观点是，无论是否在窑址采集，只要符合定瓷标准，又找不到与其相符的其它窑口证据，就可定为“绿定”。当然，其前题是排除了膺品。冯先铭先生在窑址附近采集到的绿釉龙纹瓷片，刻划龙纹一如白定。即然我们找不到与其更加符合的其它窑口特征，又排除了膺品混入的可能，就应该作为“绿定”存在的证据。并依据此绿定标本去积极地寻找发现馆藏与民藏中更多的“绿定”。相信一定会收获颇丰。
“绿定”的存在也是符合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的，相反，“绿定”的不存在反而更不易被理解。成熟绿釉在陶器上的出现已有更为悠久的历史，五代瓷胎绿釉器也不乏出土；到宋时，吉州窑和磁州窑皆已烧造绿釉瓷枕，绿如翡翠非常美丽。当其时已被皇家所青睐的定窑不可能生产不出这种绿色的瓷器的。
《中国古陶瓷图典》中，冯先铭先生说：“定窑所烧制的绿釉，被后世称为绿定，是珍贵的名品。”对这种“珍贵的名品”现在已没有必要再退回到存在不存在的阶段去，而是应依据前辈为我们所做出的贡献积极去寻找，去发现。然后根据新的发现更进一步的去认识和归纳。如此而来，相信“绿定”就绝不会是冯先生发现的那么一两件标本。
故宫博物院杨静荣先生在《文物天地》2009年第一期“宋代陶瓷研究中的几大迷案”中谈到“绿定：低温的定窑、绿釉陶瓷并非绿定。”这一点我非常赞同，胎质疏松的低温未烧结的的瓷胎绿釉不应归于绿定。因为这不符合我们认知的定瓷的基本概念和特征。绿定首先要是定瓷，也就是胎体要达到定瓷的质量要求。虽然定瓷也有粗细之分，但但凡定瓷，它们都已达到高温烧结。定窑烧造的并非都是定瓷，它也烧造釉陶、低温粗瓷。我们所说的定瓷应该有一个限定的外延而不应包括这些低温的定窑产品。
马会昌、赵彦博两先生在《浅谈绿定》一文中说：“依据现有资料和一些专家的看法认为，绿定似应指那些产于宋代，胎体洁白、轻薄，且带有刻划纹饰的绿釉瓷才算真正的绿定”。二者根据手中现有采集于定州、曲阳、保定等地的绿釉定瓷标本和定窑窑址出土的标本及博物馆的实物比较分析，对绿釉定瓷有以下看法：
1.绿定烧制时间，即使不一定和白釉定瓷同步，也不会晚于唐、五代时期。
2.绿定的造型。以现有标本看，绿釉定瓷的造型与同时期其它釉色器物造型一致，非常精细美观。
3.绿定的胎质。依现有资料和定窑窑址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定州博物馆及笔者采集、收藏的标本看，绿定胎质大体上有白色、灰色，也有黑色、黄色、砖红色等(以上各种颜色绿定胎骨均由温度和火馅所致)，有薄有厚，依器而定，种类较多。
4.绿定的纹饰。绿定一部分和白定一样有纹饰，包括刻花、划花、印花、剔花、贴花、堆塑等，另一部分则光素无纹饰。
5.绿定的釉。绿定都是低温铅釉，在已烧好的素胎上挂釉，两次烧成。早期用化妆土晚期则不用。
6.绿定的烧造方法。从发掘标本及窑具(定窑窑址博物馆库存烧造工县和绿釉器底足)来看，绿定烧造方法有支钉烧(三叉支钉)、垫饼或泥圈烧等。
下图为本人收藏的瓷胎绿釉器残件，除最后一件龙纹盘外其它均出自于离山东河北交界处不远的古运河河道。从图看系瓷化程度较高的高温瓷胎绿釉器，鹦鹉胎体颜色稍深呈灰白，调羹胎白似定，细脉有光，胎薄仅一毫米，薄处不足毫米。附图于此，供有心研究“绿定”者参考。
鹦鹉残件
鹦鹉残件灰白胎体
调羹残件
胎薄一毫米，最薄不足亳米
白定的薄胎
绿釉瓷胎龙纹盘
三叉支钉
宋龙纹刻划
盘底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