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色彩、线条，描绘各种形像并表达情意的作品，称为绘画。
绘画在中国以艺术形式出现，始见于旗帜、服装、门板、墙壁及各种平面的绘饰之上。汉代以后，绘画艺术技法日臻成熟，一般厅堂、宫殿的内部更以壁画作为装饰，甚至到了唐朝，寺庙几乎全以壁画作为壁饰，形成一种独特的绘画艺术。
绘画与雕塑、建筑同为「视觉艺术」的三个主要类别。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是建筑、雕刻、绘画，凡具有高度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无不与佛教渊源深厚，其中尤以佛教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东汉到六朝，佛教绘画不但成为整个中国艺术的主流，在六朝时期，凡从事绘画的艺术家几乎都能创作佛画，佛画已然是绘画的中心。除此，享誉世界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中的壁画，更为中国绘画史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根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在西安、洛阳两地就有数百片绘有极乐世界、地狱变相图以及佛陀、菩萨、罗汉、力士等图像的壁画。可惜这类作品今日在中原地区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所幸在丝路途中的敦煌石窟还保存了丰富的佛教壁画数据，因此可以说，佛教绘画不但丰富了中国的绘画艺术，尤其石窟壁画更发挥了保存中国文化的功能，可谓居功厥伟。
佛教绘画的源流
佛教发源于印度，佛教绘画当然也溯源于印度。根据佛经记载，早在佛陀时代，寺院就已经有了佛教绘画的流行。《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十七说：
给孤长者施园之后，作如是念：「若不彩画，便不端严。佛若许者，我欲装饰。」即往白佛，佛言：「随意当画。」闻佛听已，集诸彩色，并唤画工，报言：「此是彩色，可画寺中。」答曰：「从何处作？欲画何物？」报言：「我亦未知，当往问佛。」佛言：「长者！于门两颊应作执杖药叉；次傍一面作大神通变；又于一面画作五趣生死之轮；檐下画本生事；佛殿门傍画持鬘药叉；于讲堂处画老宿苾刍宣扬法要；于食堂画持饼药叉；于库门傍画执宝药叉；安水堂处画龙持水瓶，着妙璎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经法式画之，并画少多地狱变；于瞻病堂画如来像躬自看病；大小行处画作死尸，形容可畏；若于房内，应画白骨髑髅。」是时长者从佛闻已，礼足而去，依教画饰。
从这段经文记载可知，当时绘画有四个目的：1.庄严寺院道场；2.宣扬佛陀教法；3.显扬佛陀圣德；4.增益修道因缘。
后来，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佛像绘画也随着盛行于中国，这在《弘明集》卷一有详细的记载：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
这就是佛教绘画在中国流传的起源，随后并伴随着佛教的南北传布而流传于诸邦，譬如南传的锡兰、暹罗、缅甸等，及北传的尼泊尔、于阗、西藏、韩国和日本等地寺院的雕刻、绘画，处处均充满着佛教艺术色彩，诚如西藏佛教史上所载：「佛教流行之处，便有宗教艺人之高手。」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影响之巨。
佛教对绘画艺术的影响
中国与日本、印度，同被举世公认为亚洲国家中，绘画艺术最古老，成就最卓越者。这三个国家的共同特征是，他们的绘画都受佛教很深的影响。例如中国绘画最早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壁画，而中国壁画有史可考的年代为汉朝，当时佛教初传中国，塑像及壁画随之茁壮蓬勃，南方以寺庙壁画发展为主，北方则多石窟造像。南方佛画的先导，如晋代戴逵、戴颙父子增损塑像，使其具有我国艺术的比例尺度，达到光颜圆满的境界；顾恺之画维摩诘像，光照一室，成为千古楷模。
唐朝绘画空前繁荣，中国艺评家对吴道子、王维、周昉等名家，推崇备至。当中吴道子绘制了数以百计的壁画，大都以佛教故事为主题，由于笔法强劲，气势壮阔，以笔奋扫，衣裾飞舞飘动，世人美称为「吴带当风」。又根据史书记载，唐代绘制了大量的佛、菩萨以及佛经故事的卷轴和壁画，可惜至今幸存者寥寥无几。
南宋的绘画属于中国山水画的古典时期，许多画家受到禅宗的影响，扬弃以往注重色彩与线条的画风，以最精简的笔法表现一种空灵的意境，展现出柔和、抒情的风格。
此外，中国肖像画受到佛画的影响，在衣纹的「骨法」表现上，南北朝有「张家样」、「曹家样」，唐代有「吴家样」、「周家样」的说法，这是说明人物画于佛画表现中各种类型的演变。梁朝张僧繇笔迹周密完美，晕染成「没骨法」，也是受佛画影响发展而成。初唐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即承袭此类衣纹的染法，至今为人称道。印度在四世纪初建立笈多王朝，雕刻人像，衣服紧贴全身而显露曲线，北齐的曹仲达乃仿照这种型式而开创出新的风格，后人称为「曹衣出水」。
由以上叙述可知，中国历代画风深受佛教影响，而佛经故事更丰富了绘画体裁。以成都大圣寺为例，九十六个院落，壁画有八千五百二十四间，佛、菩萨、罗汉、天王神将等数以万计，此已是会昌法难以后的残况，最兴盛时期的状况可想而知。甚至佛教寺院更成为绘画的竞技场，提供了画家挥洒的舞台。洛阳敬爱寺、成都大圣慈寺、镇江甘露寺，都是名家壁画荟萃的地方。不但历代名家多作寺院壁画，尤其是在唐代，当时画家若被任命绘制寺院壁画，必引为一生中的殊遇。著名的画家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袁子昂、吴道子、李公麟等。可惜当时这些佛寺多为砖木所造，每易毁于兵燹水火，只有敦煌、吐鲁番等地的石窟壁画得以幸免灾厄，灿然存在。
明清以降，士大夫作品见于寺壁者，已如凤毛麟角，一般匠人绘画一则投世俗所好，二则沿用民间传说，除释迦、观音、罗汉、药王外，另有关羽、张飞、西游记、封神榜、施公案等小说中的故事角色；目前台湾各处寺院即大都呈现这种以民俗为主的风格，不容易再看到早年整壁的经变，或整堵佛像慑人心魄、气象万千的景象，殊为可惜。
除此，印度自古以来就有在佛教寺院中保存佛像、壁画的习惯，作为辅助修道之用。若就客观而言，此举亦具有如同公共美术馆保存艺术珍品、教育民众等功能。
在中国、日本，常有信徒将自己的珍藏品布施给寺院，因此寺院的珍藏除佛教文物外，间有收藏一般工艺品者。此类宝物收藏馆，在日本有东大寺的正仓院较为著名，在台湾则以佛光山所设的「佛教文物陈列馆」蜚声中外。
佛光山近年来更陆续在本山增设「佛教文物展览馆」，以及在国内台北道场、台南讲堂、屏东讲堂，美国西来寺、澳洲南天寺等地，设立「佛光缘美术馆」，展览历代著名的绘画、书法、陶瓷、雕刻以及当代有名的各项作品。尤其佛教珍贵的佛像、文物、法具、画册等凡数千件，均分类陈列，并附上说明文字，以令信徒游客从认识佛教的文物法典而了解佛教的具体内涵。这不仅有弘法度众之功，同时亦兼具有保存佛教文物，勿令流失之效，这也是我一再努力把「佛教与艺文结合」的初步成就。
甚至为了筹建佛光大学，佛光山曾数度举行书画义卖，因此得以和许多当代画家或书画收藏家结识，并承他们慨然捐出画作，赞助佛光大学，例如史国良、田雨霖、任福兴、侯晏然、丁绍光、周以鸿、李自健、何山、章金生等，因为这个因缘，不但接引不少书画名家皈依佛教，与佛教结缘，尤其让佛教徒乃至社会大众对书画艺术有了真正的认识与重视，这应该是近代佛教对绘画艺术的一大贡献。(摘自于佛教丛书8－教用，佛教与绘画)
